明代武夷岩茶与北苑贡茶的历史

据宋代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赵汝励在《北苑别录》中记载,制龙凤团茶有六道工序,分别是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即采下鲜叶浸泡水中,再蒸后用冷水清洗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后放在瓦盆内磨细,再置入龙风模压饼。可见制龙凤团茶劳动强度极大,既劳民又伤财,使茶农苦不堪言。

进入明代后,由于战争刚结束,社会尚处于动荡状态,百废待兴,尚无暇顾及贡茶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政权稳定后,考虑到传统贡茶“龙团风饼”制作工艺复杂,劳动强度大,劳民伤财。而此时南方江、浙、皖等茶区蒸青绿茶散茶、炒青绿茶散茶加工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并开始广泛流行。为了收拢民心,巩固政权,朱元璋决定进行贡茶改制,龙风团茶就首先被列入了改制名单中。朱元璋于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年)颁旨下诏,“罢贡、罢造建安北苑和武夷山御茶园的龙凤团茶,改贡散茶(叶茶、芽茶类)。由于朱元璋罢造龙凤团茶改贡散茶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有着悠久历史的北苑贡茶园陷入了绝境。“北苑贡茶园”过去一向以制作“龙凤团茶饼”而著称,在改制散茶过程中因其生产技术落后,做出的散茶品质低下,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从而失去了贡茶的地位,就此走完了它最辉煌的历史征途。建安北苑御茶园从五代闽国龙启元年(公元933年)由闽王派张廷晖设立御焙开始,到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被朱元璋罢造,历经四个朝代,26位皇帝,进贡朝廷持续时间长达458年之久。

而离北苑不远的武夷山在废团改散的初期,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武夷山御茶园和北苑御茶园一样,都是以生产团茶而著名,龙凤团茶被罢造后,对武夷山御茶园的茶叶生产同样造成了重大冲击,追使武夷山“御茶园”不得不由过去传统的龙凤团茶工艺向新兴的炒青绿茶工艺方面转变。龙凤团茶被罢造后,武夷山开始从安徽休宁松萝庵引入由黄山僧“僧大方”创制的松萝炒青绿茶制法,从而开始转制绿茶。松萝炒青绿茶优点颇多,从加工及品饮操作方面都得到了简化,一经推出颇受欢迎。受安徽松萝制法的影响,武夷山各寺庙、道观及茶农开始放弃过去传统的“蒸青团茶”加工方式,开始转改为“炒青绿茶”制茶工艺,并选用优质"芽茶”作为贡茶。松萝炒青绿茶制法虽然加工简单,而对工艺要求甚为精细,加上武夷茶品质优异,故用此法制出的武夷“炒青绿茶”品质极佳。在明代时武夷山先后有著名的先春、次春、探春、紫笋、灵芽等优良品种出现,还出现了部分采用“烘青法”制成的名茶,如龙须、莲心、紫毫、白毫、雀舌等。明朝“许次,”在《茶疏》书中记载:“江南之茶,唐人道阳羡,宋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唯有武夷雨前最胜”。茶诗中阐明了当时武夷绿茶的品质已胜于建州北苑绿茶,和江苏宜兴的“阳羡蒸青紫笋绿茶"。清初周亮工在《闽小记中也指出:“崇安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成茶,时有武夷松萝之目。

随着武夷“炒青绿茶”需求量的大增,要求制作精细的松萝制法已经无法满足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受利益的驱使,许多茶厂在茶叶的加工制作方面出现了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的现象。而当时在全国南方各地茶区,炒青绿茶和烘青绿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艺更加成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武夷山炒青绿茶中虽然出现了一批名茶,但是由于质量开始下滑导致信誉大失。另外一个原因是,引进工艺毕竟不是自己的传统工艺,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注定了武夷芽茶难以长期匹敌其他的绿茶产区。失去了产品质量、信誉和自己传统特色,使武夷茶陷入了困境,并习始走下坡路。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由于传统工艺和新兴工艺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还因为国内其他绿茶产区名优茶不断地出现,贡茶由过去的单品种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全国各茶区都有名茶进贡,从而挤占了武夷山御茶园贡茶的空间。在多种不利因素条件下,武夷山御茶园从改制初期的辉煌,到勉强维持,最后变得再也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了,致使武夷山御茶园于北苑御茶园消亡166年后,渐渐疏于管理而荒废。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驻任邵武路总管高久在武夷山九曲溪四曲溪畔设立皇家赔茶局开始,到1557年最终衰亡,武夷山御茶园在中国贡茶历史中历经了整整255年。

北苑贡茶园和武夷御茶园先后衰亡,使兴盛了100多年的“大龙团”和风靡了350多年的“小龙团”消亡,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龙团凤饼”时代由此结束,数百年的团茶工艺从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中消失,成了历史的绝唱。

从北苑贡茶园衰亡开始,建茶的加工制作就开始陆续向武夷山方向转移。随着武夷御茶园的衰亡,建茶的加工又开始往以武夷山“三坑两洞”为中心的各寺庙、道观转移。武夷山的僧道两家开始成为延续武夷茶的一主要群体,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武夷茶向着武夷岩茶(乌龙茶)的发展和过渡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乌龙茶加工技术的出现与武夷僧、道两家是分不开的。

明末及清初武夷岩茶与北苑贡茶的历史

明末及清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使茶叶的发展跌入了低谷期,在武夷御茶园荒废了10余年的时间中,武夷山一直在制作工艺、茶叶创新等方面徘徊不前。让武夷山重新迎来春天的是明嘉靖四十七年(1568年),这一年的春天由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武夷山人发明了全发酵红茶的制作技术,武夷茶由此开始峰回路转。

红茶制作技术的出现不但使武夷茶逐渐恢复了元气,也为此后武夷乌龙茶(岩茶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夷山人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不断总结经验在松萝炒青绿茶不发酵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武夷红茶全发酵的制作工艺,又融入了唐宋时期团茶的火功(焙茶)技术特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制茶理念,并对武夷茶的工艺进行了全面创新。大约于明末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前后(1642年),创造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茶技术,就是具有“三红七青”特征的武夷岩茶。乌龙茶这一新的茶叶加工技术终于脱额而出,并且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新兴工艺的不断出现让人们逐渐忘记了传统工艺,在中国风靡了数百年的“龙凤团茶”制作工艺完全失传。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周亮工所著的《闽小记》中提到:“先是建州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设场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今则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矣"。

民国至现代武夷岩茶与北苑贡茶的历史

武夷岩茶发展到1908年时已达到了最鼎盛时期,年产量高时达50多万担。由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生产乌龙茶,而武夷岩茶又是乌龙茶的代表,所以吸引着世界上许多国家茶商的抢购,武夷茶再次走向了中国茶叶历史的巅峰。

不过,自从清末民初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国内战乱不断,先后经历了讨袁战争、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争导致社会极为动荡,同时对茶叶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就武夷岩茶来讲,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吴觉农先生在武夷山麓赤石街创建的“福建示范茶厂、赤石茶叶研究所",就连续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虽然有蒋芸生、叶元鼎、钱梁、叶作舟、王泽农、朱刚夫、陈为祯、向耿西、刘河洲、庄任、陈舜年、尹在继、俞庸器等众多的茶叶专家齐聚武夷山,为中国的茶叶事业努力奋斗。不过,受战争的影响,武夷岩茶的产量依然一路下滑。从1908年的年产量50多万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为止,在这41年间武夷山茶叶的年产量锐减到100担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岩茶的生产得到了恢复,技术也不断地发展创新,到90年代后期,岩茶产量已经恢复到了年产5万多担。自改革开放以后,岩茶产量开始逐年上升,已远远超过1908年最鼎盛时期的50多万担,产品不但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销往国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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